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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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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渔夫

我坐在山顶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不太开心，因为虽然我逃出来，可是感觉很难受。火药的烟味很难闻，而且在塔顶上藏了一整天更让人受不了。我头疼欲裂，胳膊伤得动也动不了。

我决定还回特恩布尔先生的家，找回我的衣服和斯卡德尔的笔记本。然后乘火车向南走。我越早见到哈里爵士在政府的朋友，瓦尔特·布利万特爵士就越好。希望他能相信我的话，即使不相信，和他呆在一起，或者和英国警察呆在一起也比和这间农舍的家伙在一起要安全。

夜色晴朗，繁星满天，翻山寻路并不困难。我思忖距特恩布尔先生的家大概有三十公里左右，看来一夜到不了。白天我得藏在什么地方。天一放亮，我停脚在河里洗了把脸，然后去敲一所小屋的门。我对小屋的女主人说我摔得很厉害。她可以看出我情形不好。她给了我点牛奶和威士忌，还把她丈夫的旧外套和帽子送给我。现在我看上去和别的苏格兰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感到安全多了。

天开始下起雨来，我在岩石下面躲了一下午。那是最为狼狈的一晚。天上一颗星也没有，至少有两次我迷了路。大约还要走十五公里，而我觉得已经走了三十公里。最后，在大清早，在浓雾弥漫之中，我敲响了特恩布尔先生家的门。

特恩布尔先生开了门，身穿一套黑色的旧衣服，打着领带。头一眼他没有认出我来。

“大礼拜天这个时候您在这儿干吗？”

我头疼得太厉害，一下回答不出，而他认出了我，看出我生病了。

“您带着我的眼镜了吗？”他问道。

我从口袋里掏出眼镜，还给他。

“您要您的衣服，”他说。“请进。您看来不太舒眼。请进来坐下吧。”

我觉得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在非洲我得过疟疾，后来时而发作。烟熏、胳膊伤、受潮、着凉大概没起好作用。特恩布尔先生很快扶我上床。

这个修路人真够朋友。他服侍了我十天，直到我高烧退去，胳膊也大见好转为止。他每天锁上门出去上班，晚上回来坐在火炉旁。他什么也不问，有时给我带来张报纸，我得以知道关于兰厄姆谋杀案的轰动已经过去了。

一天，他把钱还给我。“这么多钱。最好数一数看是不是都在。”

我想尽快动身，但是直到六月十二日我才感到恢复得足以走路。我设法叫特恩布尔收下点饭钱，但真是难上加难。

我朝车站走，一天走了二十公里。去伦敦的火车要到晚上才开车，因此我躲在石楠丛里，休息到火车进站。跳上火车，奔南而去，我心里喜气洋洋。

我在火车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后来我倒了三四次车。大约晚上八点钟，我赶到阿廷斯维尔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位于伦敦的西边。沿路而行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一个绿油油的峡谷。我很快走上一座桥，一边用口哨吹着那首叫“安妮·劳里”的歌，边低头望着河水。

一个渔夫从河那边走来，走到我身边时，口哨吹起同一首歌。他身材魁梧，穿一身旧衣服，戴一顶宽边帽。他对着我微笑，而我则看着他那张慈祥睿智的脸。

“水很清，是不是？”他说。“看水底那条鱼多大。我折腾了一个晚上一直想把它抓住。”

“看到了，”我说。

“看，就在那儿，在水草旁边。”

“啊，是，我看到了。看起来像块黑石。”

他又吹起口哨，然后停下来。“您叫特维斯顿，是吗？”

“不，”我说。“我想说的是对。”我把自己告诉哈里爵士的那个名字忘记了。

“很想知道您的真名，”他说着笑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开始想着这位和蔼机敏的人大概最终是我真正的战友。

他指着河边的一座房子平静地说：“请等五分钟，然后到后门去。”说完就离开了。

我照办了，发现后门开着，有个仆人等在那里。

“先生，请这边走，”他说着，把我领到一间卧室。卧室里为我准备好了衣服和刮脸用具。“旁边的门是浴室。半个小时后开饭。”

仆人走后我坐了下来。我感到惊喜交加。瓦尔特爵士显然不相信我是杀人犯，虽然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像。

我洗了个澡，刮了刮脸，然后换上给我准备的衣服。完事后又重新照了一番镜子，这回我看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

瓦尔特爵士正在餐厅里等我。我决定立刻把我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

“非常感谢您，有些事我得给您讲清楚，”我说。“我不是杀人犯，可是警察在追捕我。如果您要我离开，我便马上走。”

他笑了。“好了。不要让这个打搅我们吃饭。吃过再谈吧。”

好酒好饭真是美餐一顿。饭后到客厅喝咖啡，他看着我。

“我遵哈里爵士之瞩把您请到这儿来，”他说。“他说您会告诉我一件事，如果我以前蒙在鼓里这件事会使我翻然醒悟。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哈内先生。”

我发觉他在使用我的真名字。

我从那天晚上回到家，在门口遇到斯卡德尔先生开始，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告诉了他斯卡德尔给我讲的有关卡罗里德斯的事，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他笑了一两次。我又对他说起那次谋杀、那个送奶员、苏格兰流亡以及斯卡德尔的笔记本。

“您拿来了？”他问道。我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面露喜色。

至于我在斯卡德尔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什么，我只字未提。接着我讲到如何见到哈里爵士，他听着笑了。他对我装修路人的那天很感兴趣。他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车上的那两个人，看来他在认真思考着。接着我谈到与马默杜克的奇遇，他又笑起来。当我说到农舍里的那个老头，他的笑容收敛了。

“上了年纪、秃头而且像猫头鹰那样眯着眼睛。听起来这个人不讨人喜欢。您把他的房子给炸了。您真有胆量。”

我讲完了。他从火炉旁站起来，低头看着我。

“您不用担心警察，”他说。“他们不再追捕您了。”

“他们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但他们知道不是您。”

“他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收到了斯卡德尔的信。我对他略有所知。他很古怪，但很诚实。五月三十一日我收到他一封信。”

“可是那时他已经死了一周了。”

“那封信是二十三日写好寄出的。他的信一般走西班牙，然后转纽卡速尔，所以要一周才能收到。”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处境危险。他住在兰厄姆，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我想他是为了在万一被害后仍能帮您一把。接到信我就去苏格兰场告诉了警察。”

可以想像我的无限欣悦之情。我是个自由人了，而且我的唯一敌人也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咱们瞧瞧这个笔记本，”瓦尔特爵士说。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看了一遍。我解释着暗语，他很快就明白了。完事之后，好半天他坐着一声不吭。

“我不全懂，”他最后说。“有一件事他说对了，就是十五号的会议。但别人怎么可能知道呢？而关于战争、黑石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离奇。斯卡德尔确实喜欢把事情搞得看起来不同一般而又撩拨人心。”

“黑石，”他重复说。“似乎像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而关于卡罗里德斯，这一切都不可能是真的。即使我们都死了，卡罗里德斯还会活着。不对。这点斯卡德尔搞错了。近来让人讨厌的事连续不断。斯卡德尔发现了某件事。他因此被杀。但是关于盗窃海军作战计划等等这一切……我简直不能相信。”

恰好仆人进来了。

“先生，伦敦给您来的电话。”

瓦尔特爵士出去了。五分钟后回屋来，脸色煞白。“我得向斯卡德尔道歉，”他低声说，然后看着我。“卡罗里德斯今天晚上七点钟被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