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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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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奶员开始旅行

我坐在扶手椅上，感到很恶心。五分钟后开始颤栗。我受不了那张可怜的、惨白的脸和直瞪蹬的眼睛，因此，拿了一块桌布把它盖起来。然后抄起威士忌酒瓶喝了几口。以前我见过暴死的，在麦特比尔战争中也亲手杀过几个人；但这回却有所不同。又过了几分钟我才使自己稍微平静一点。看了看表，是十点半。我仔细地把寓所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人。然后就把门窗都锁起来。

直到此刻我才开始比较冷静地思考。情况对我不利——这很显然。斯卡德尔所言肯定不虚——证据就在桌布下面躺着。他的敌人找到了他，使他彻底沉默了。然而他在我寓所呆了四天，他们肯定认为他把事情告诉了我。所以下一个大概就轮到我死了。可能在今天晚上，可能在明天，也可能在后天，但我是死定了。

接着我考虑了另一个问题。我可以现在就报警，或者上床睡觉，等帕多克早晨来发现了尸体再报警。可是警察会怎么想呢？我该如何向警察讲斯卡德尔的事呢？关于斯卡德尔的事我已经对帕多克撒了谎，因此我的话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会以谋杀的罪名逮捕我，在英格兰我又没有好朋友帮忙。也许这正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在英国监狱呆到六月十五日对我来说倒是最安全。

即使警察相信我的话，我仍然是帮了斯卡德尔敌人的忙。卡罗里德斯就会留在国内，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斯卡德尔的死使我确信他的话不假；我觉得现在有责任把他的事做下去。看到好人被打败我心有不甘，而如果我代替斯卡德尔干下去，那些凶手也许就不能得手。

我决定必须躲起来，一直藏到六月十五日前。然后我得找政府的人，把斯卡德尔的事告诉他们。我真希望当初他多说点，或者我对他的话听仔细点。如果政府的人不相信我就要冒险了，但我只有这个最佳机会。也许将来证据会多一些，使我的话叫人相信。

现在是五月二十四日，所以我要躲二十天。有两拨人要找我——一拨是斯卡德尔的敌人，他们找我想要杀我；另一拨是警察，他们找我是为斯卡德尔的谋杀案。追踪马上就要开始，不知怎么的，我反倒为此有点乐滋滋的。我不想坐等别人来抓。如果我有所行动，情况未必那么糟糕。

我想斯卡德尔有没有留下什么文件，使我能多了解一些他干的事。我揭开桌布把他搜查了一遍。他裤兜里只有几个硬币。那个小黑笔记本不见了。我猜是那些凶手拿走了。

我扭过头去，发现所有的橱柜都打开了。斯卡德尔向来十分细心，总是把屋子保持得很整洁。肯定有人找过什么东西，多半是找那个小黑笔记本。我在各屋转了一圈，发现什么都被搜查了一遍——书本、橱柜、盒子、甚至我的衣服口袋。仍然不见那个小黑笔记本，可见斯卡德尔的敌人最后很可能找到了它。

然后我拿出英国地图。我打算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已经习惯了非洲的生活，在城市会觉得不自由。我想苏格兰也许最理想，因为我老家是苏格兰，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冒充苏格兰人。另外一种可能是扮成德国旅游者；我父亲曾和德国人共过事，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讲德语。但在苏格兰装苏格兰人很可能要好一点。我决定去加洛韦，从地图上看那里是最近的苏格兰荒原。

火车时刻表上，有一辆从伦敦来的火车早晨七点十分到站，坐上火车傍晚就可以到加洛韦。问题是如何到车站去，因为我肯定斯卡德尔的敌人在监视这座大楼。我把这件事斟酌了一番，想出个好办法，于是上床睡了两个小时。

我四点钟起床。夏日凌晨的第一缕晨光在天空闪烁，鸟儿也开始鸣啭。我穿上乡间散步时穿的旧衣服而且带着几双走路穿的结实靴子。在口袋里又塞进一件衬衣和一柄牙刷。当初，我从银行取出一大笔钱，以备斯卡德尔不时之需，也一块儿带上。然后我把自己的长胡子尽可能剪短。

帕多克每天早晨七点半到。我知道大约六点四十送奶员就会来；奶瓶的碰撞声常常把我吵醒。他是个年轻人，留着小胡子，穿一件白外套。他是我逃脱的唯一机会。

早饭我吃了点饼干，喝了点威士忌，吃完饭大约六点钟。我掏出烟斗，从烟罐里取出烟装满烟斗。我的手指刚摸到烟，感觉碰到什么硬东西，一拉拉出斯卡德尔的小黑笔记本。

看来这是个好征兆。我把桌布掀开，望着斯卡德尔安详的脸。“朋友，再见了，”我说，“为你的事我会尽最大努力。祝我好运吧。”

六点半过去了，六点四十又过去了，可是送奶员还没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非得今天早晨迟到不可？

到六点四十六分他来了。我急忙把门打开，他看到我吓了一跳。

“请进来一下，”我说，我们回到大厅。“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喜欢开点玩笑的人。您能帮我个忙吗？请把您的帽子和外衣借我一下，您可以穿我的。”

他看着我手里的钱，笑了。“您借我的衣服干什么？”他问道。

“玩个游戏，”我回答，“现在没时间解释，要赢我就非扮十分钟的送奶员不可。您会误点时间，这点钱给您作补偿吧。”

“好吧，”他说，“我自己也喜欢玩游戏。给您衣服。”

我戴上他的蓝帽子，穿上他的白外衣，提起空奶瓶，关上门，吹着口哨走下楼去。

我原以为街上空无一人。后来看到有个人慢慢向我走来。他过去时，抬头望着对面房子的窗户，我看到窗口有一张脸也望着他。

我仍然吹着口哨穿过那条街，然后拐进一条小道。把帽子，外衣和牛奶瓶扔在墙后，这时我听到教堂的钟声；正好七点。

我尽快奔到车站。赶到站台，恰好七点十分。火车已经开动；没有时间买票了。我一蹦跳上最后一节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