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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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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人

五月的那个下午三点来钟我回到寓所，过得很不开心。回到英国三个月，我已经厌烦了。伦敦的气候糟糕，人也没劲，各种娱乐好像没味的白水一杯。我暗暗对自己说：“理查德·哈内，这回你错了，最好想办法改过吧。”

想到在非洲的岁月我就有气。我呆了那么多年，拼命干活挣钱。现在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我用的。自从六岁我离开苏格兰就再也没回过家。那么多年我一直梦想回英国老家来度我的余生，然而才回来一周，就对这个地方大失所望。眼前的情况是，本人三十七岁，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享受，但无聊得要死。

那天晚上我出去吃饭，然后坐在那儿读报纸。报纸上报道的都是关于东南欧的动乱，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罗里德斯的长篇报道。这个人看来是个实在人，可是欧洲一些人却讨厌他。可是也有些英国人喜欢他，有一家报纸说只有他能防止战争爆发。我记得我当时琢磨能否在东南欧找个工作；那里大概绝不会像伦敦的生活这样无聊。

当晚回家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在英国再呆一天便走人。如果没有什么叫人感兴趣的事，我就乘下一班船回非洲去。

我的寓所在兰厄姆一幢新大楼里。大楼的入口处有个看门人，但每个寓所各自独立，都有个前门。我刚刚把钥匙插进锁孔，突然见旁边有个人。他身材瘦削，留着褐色的短胡子，眼睛不大却很有光彩。我认出他就住在这幢大楼的顶楼。在楼梯上我们说过一两次话。

“可以和您说句话吗？”他问道。“我可以进去呆一会儿吗？”他的声音有点儿发颤。

我打开门，我们进了屋。

“门锁上了吗？”他问我，随后自己赶快把门锁上。

“很抱歉，”他对我说，“我这样做很失礼，我现在身处险境，您看着是个明白人。如果我讲出来您能帮我吗？”

“我会听您说的，”我答道，“目前就能答应这么多。”这个陌生人的举止让我不安。

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放着饮料，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他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重重一放，力量太大，以致于杯子打破了。

“对不起，”他说，“今天晚上我有点儿紧张。您看，现在我已死了。”

我在扶手椅上坐下来，点着烟斗。

“死是什么感觉？”我问他。当时我差不多肯定这人是个疯子。

他笑了。“我没有疯——还没有。请听我说，我一直在观察您，我猜您不那么容易被吓住。我想给您讲讲我的事。我极需帮助，并且想知道我是否求对了人。”

“那就说说吧，”我说，“然后我才能告诉您我是否能帮您的忙。”

他的故事非同一般，我并不全明白，不得不问好多问题，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他叫富兰克林·P·斯卡德尔，是个美国人，已经在东南欧呆了几年。他偶然发现一伙人正在密谋把欧洲推向战争。这伙人狡猾而险恶。有的想通过战争改变世界，有的想发财，打仗总是能发财的。他们计划唆使俄国与德国互相打起来。

“我想制止他们，”斯卡德尔对我说，“如果我能多活一个月，我想我能做到。”

我说：“我原以为您已经死了。”

“过一会儿再谈这件事，”他说，“首先，您知道康斯坦丁·卡罗里德斯是谁吗？”

“是希腊的首相。我刚刚在今天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消息。”

“对。他是唯一能制止这场战争的人。他精明诚实，了解现状——所以他的敌人就打算把他干掉。我已经发现他们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必须躲起来。在希腊他们杀不了卡罗里德斯，因为他有许多卫士。但是他准备在六月十五日来伦敦参加一个大会，他的敌人要在这儿把他干掉。”

我说：“您可以事先告诉他。他就会呆在家里了。”

“他的敌人就要他这样。假如他不来，他们就赢了，因为只有他才了解问题的全部，才能制止战争爆发。”

“那您为什么不去找英国警察？”我问。

“没有用。他们会带来五百名警察，但也不能阻止这次谋杀。动手杀人的会被抓住，他也会招供，但会把责任都推到维也纳和柏林政府的头上。那自然都是谎话，但是人们会马上相信这套。然而，如果富兰克林·P·斯卡德尔六月十五日在伦敦，这种事就绝不会发生。”

我逐渐开始喜欢这个小个子陌生人。我又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问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我是通过一条人们不熟悉的路线——穿过巴黎、汉堡、挪威和苏格兰来伦敦的。每到一个国家我就更名改姓，到了伦敦，我觉得安全了。可是昨天我发现他们仍然在跟踪我。有个人监视着这座大楼而且昨天晚上不知道是谁把一张名片塞到门下面。名片上的名字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惧怕的人。

“所以我下决心必须死掉。这样他们就会不再找我。我搞到一具死尸——在伦敦只要你知道门路，搞个死尸并不难——然后我用一个大衣箱把死尸弄到房间。那个死人和我年纪相符，只是面貌和我不同。我给他穿上我的衣裳，拿枪朝他脸上开了几枪。等早晨我的仆人来了会发现我而且会报警。我在房间留下了许多空威士忌酒瓶。警察会以为我饮酒过度，自己送了命。”他停了一下，“我从窗户向外观察，一直看到您回家，然后我才下楼来见您。”

这个故事真是奇中之奇。然而根据我的经历，最奇怪的故事往往是真事。而且，假定这个人进到我房间想害我，为什么他不讲简单一点呢？

“好吧，”我说，“今晚我就相信您这一回好了。我把您锁在这间屋里，我拿着钥匙。斯卡德尔先生，听我说一句话。我相信您是个诚实人，但是如果您不诚实，我可警告您，我也知道枪怎么用。”

“那是自然，”他回答着，激动得跳了起来。“先生，恐怕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但我要感谢您。我能使用您的浴室吗？”

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见到他，乍一看都认不出来了。只有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依然如旧。胡子不见了，头发也与刚才完全不同。走起路来像个军人，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也不再像美国人了。

“斯卡德尔先生——”我叫了起来。

“不是斯卡德尔先生，”他回答说，“英国陆军上尉西奥费乐司·迪格比。请记住这个名字。”

我在书房给他铺了一张床，然后就自己回去睡觉，感到一个月来从没这么高兴过。刺激的事有时到底碰得上，甚至在伦敦也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的仆人帕多克来了，我把迪格比上尉介绍给他。我说上尉在军队是个重要人物，他工作得太辛苦了需要休息和安静。然后我就出门去，把他们俩留在房里。大约午饭时我回来，看门人告诉我住在十五号房的先生自杀了。我上了顶楼，和警察谈了几句，就回来告诉斯卡德尔他的计划成功了。警察相信那个死尸就是斯卡德尔，而且是自杀的。斯卡德尔听了很高兴。

他在我寓所住的前两天神态非常平静，一直在读书，吸烟，在一个黑色的小笔记本上写东西。然而此后他变得坐卧不宁，惴惴不安。他愁的不是自己的危险，而是他制止谋杀卡罗里德斯的计划能否成功。一天晚上他神色非常严肃。

“听我说，哈内，”他对我说，“我觉得这件事我得多给您讲点。如果我来不及托付给别人继续执行我的计划就被杀掉，会遗恨无穷的。”

我不甚认真地听着。因为我对斯卡德尔的冒险故事感兴趣，而对政治无所谓。我记得他说过卡罗里德斯只有在伦敦才有危险。我还记得他提过一个叫朱莉娅·采奇尼的女人。他谈过一个叫黑石的人和一个说话口齿不清的人。他还绘声绘色地说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最为险恶——一个说话声音像年轻人，像猫头鹰似地眯着眼睛的老人。

第二天晚上我得出去一下，去见一个在非洲的熟人，并一块吃顿饭。我回到寓所时吃惊地看到书房的灯关掉了。我想斯卡德尔是不是早早睡觉了。打开灯，但一个人也没有。后来看到墙角处有个什么东西，吓得我浑身冰凉。

斯卡德尔仰面朝天躺着。一把长刀贯穿心脏，把他钉在地板上。